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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丁·科尔特： 您今天究竟学到了什么？

我还没——刚刚那个瞬间——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学到了东西。老实说，我刚刚在听一部侦探小说，这部小说揭示了种种关联，试图证明一起所谓的自杀案并非自杀。情节编排得如此巧妙，所有线索最终汇聚一处，让负责调查的警官逐渐看清了我此前未曾察觉的案件脉络。与此同时，我还更深入地了解了小说中几位人物的不同侧面，而这些侧面是我之前未曾注意到的。虽然只是一次开车途中听书的经历，我却感觉自己真真切切地学到了关于人性和关联性的东西——尽管这一切都是虚构的。我是否可以将这种体验稍作延伸？

您说自己对人物和结构有了新的理解。但在当下这个语境中，您使用“学习”这个词时，具体指的是什么？并非指我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新的认知，进而改变了大脑中神经元的连接方式——以至于即使我不再翻开书或继续听下去，我对这些人物的感知也会发生变化，也就是说，我能够回忆起存储的内容。这意味着，这些认知并非只是静静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中，而是可以被随时提取、运用，甚至刚才我还能以自传体的方式向您描述自己经历和听到的内容。

而“学习”这个词，正包含了所有这些含义。当您这样娓娓道来时，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想法：您提到存储信息，并能向我讲述，这与知识有关，或许也涉及记忆。那么，学习是否等同于知识的存储？还是说，只有当“理解”这个词加入其中时，学习才真正开始？

是的，学习早在信息从外部世界进入我们的大脑、并改变处理这些信息的神经元连接特性时就已经开始了。这些变化过程大多是无意识的，与狭义上的“理解”——即有意识的思考——并无直接关联。例如，我们在视觉层面学习了大量关于世界构造和结构的信息。我们存储了许多习惯，这些习惯与理解无关，而是与模式识别相关，使得当我们再次遇到相同模式时，能够迅速识别。我们能快速辨认出曾经见过的面孔，存储了大量的惯例和习惯，甚至从存储空间的比例来看，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上的“学习”——即伴随理解和认知的学习——可能仅占记忆总量的20%，而剩下的80%则更多是习惯、惯例以及感知上的变化。

那么，将这20%单独拎出来看——理解是否算作一个学习过程？如何定义“理解”？它是学习本身，还是将已学到的内容与其他已学内容相结合的过程？

或者，理解是否还处于更高的元层面——即我不仅学到了许多东西，并且现在能够运用它们，还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某种全新的、独属于我的东西？因此，理解这一概念本身就极为丰富多元。一方面，它可以与认知相联系。

这意味着，我可能在人生的不同时期获取了不同的信息，现在将它们相互关联，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想法。也就是说，我实际上运用了自己的记忆，结合新输入的信息，得出某种结论，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。这也可以称之为学习。

另一方面——正如您所暗示的——还存在渐进式的学习与理解。我们逐步积累关于世界、某个故事或数学关系的信息，最终理解证明过程、理解公式推导或计算步骤。这一过程可能由无数小步骤组成，每一步我们都学到了新东西，即存储了新信息，并将其纳入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网络，最终能够完整复述整个逻辑链条或完整的故事。又或者，从生物学出发，我们逐步学习人体的生理学，进而理解血压的机制，并能够加以复述。这里可以想象出各种不同的情形。

此外，理解也可能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降临，就像创造性行为那样——我们甚至无法解释，为何突然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想法，促使我们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思考某个问题。这同样是我们的大脑所能实现的。这种理解并非渐进式的，而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信息在瞬间汇聚，如同一道闪电照亮心灵。这同样可以归入理解的范畴。

精神病学家 曼弗雷德·斯皮策（Manfred Spitzer）曾说：“学习是自动发生的，只要大脑处理信息——无论是感知、思考还是感受。我们的大脑始终在学习，而且它最乐于此道，甚至别无他选——终其一生。” 这话对吗？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它反映了一个事实：每当我们思考或经历某事时，神经元都会被激活，形成全新的神经网络。这些网络会因输入的活动而发生变化。因此，从神经元和网络层面来看，这一说法完全正确。不过，我们还需稍加谨慎。

例如，学习这一概念在学校教育或教育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内涵。在这些场景下，学习指的是在特定情境中获取他人希望我们掌握的新知识。而这种学习并非自然而然就能实现。并非每一堂课、每一个学习单元或每一次进修都能带来新知或促成学习，相反，我们往往会感到困难重重。

他们恨不得上前拥抱您，连声赞叹：“您说得太对了！”孩子们真的很难在一天之内，按照高度结构化的安排，去处理特定的科目、特定的信息，并将其牢记于心。

问题始终在于：为了什么？又是为什么？有趣的是，一旦打下一定的基础，学习就会变得轻松，也更有乐趣。那么，在这一主题中，成功与学习之间有何关联？成功体验与学习之间存在相关性。你的成功与学习紧密相连，因为大脑会根据自身的判断来调整接受能力和存储能力——首先，它会评估自己是否相信能够应对某个情境：我们是否相信自己能够处理好当前的情况？

而大脑中实际上进行着一系列计算过程，这些过程会纳入过往的经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成功的体验，才能在未来面对可能更具挑战的情境时，做好准备，全身心投入，以全部的智力和能力去应对问题。

以学校课堂为例：如果在某门学科中，学生能够三四次获得成功的体验——甚至可能出现那种“不酷”的场景，即同学们事后会说：“哇，这也太棒了！”要知道，学生之间可不轻易互相夸奖。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，就会产生效应：大脑会释放神经递质，将整个学习情境赋予积极的意义，并为下一次类似情境做好准备。当遇到真正的难题时，那些渴望挑战的人，便会做好准备去迎接困难，并借助大脑中各种生化“涡轮增压器”来克服挑战。

因此，成功体验在学习过程中至关重要。另一方面，同样重要的还有：目标。我必须明确知道何时达成了目标，还需要设定阶段性目标，并理解每一步的意义。此外，正如您刚才所暗示的：对孩子们来说，理解“为什么”和“为了什么”同样重要。有时是社会环境的驱动，有时是对世界的好奇，有时则是老师将某个问题包装成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，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究：为什么软木塞会从瓶子里弹出来？或者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，国家之间会爆发冲突？种种情境不一而足。

而我们对叙事有着惊人的接受能力。如果老师能将知识点融入一个故事，并让我们去解释或续写这个故事，我们就会更愿意接触新知，记住它，并积极参与其中。叙事——这非常有趣——往往还伴随着画面感。新知识被赋予感官上的包装，比如图像等。如此一来，人类似乎更容易理解“学习”的含义，同时也更容易理解所学内容的背景，并将其归类：这从何而来？是否源自某种本源？那些负责处理图像、激发想象力的感官，在学习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。

一方面，我们确实具有高度的视觉导向性。人脑中可能有五十多个不同的区域，分别处理着我们认知系统的各个方面。然而，比学习更为重要的是，我们还拥有惊人的视觉记忆能力，能够高效地存储图像。

这一点从电脑和相机中便可见一斑：我们可以存储成千上万页的书籍内容，而一张照片所占的空间与之相当。但在我们的大脑中，图像存储的效率极高，能够轻松容纳成千上万乃至数十万张图片。可以说，这是一种极为高效的视觉记忆。我们可以通过联想不断调用这些记忆，将零散的事实串联成画面，借助图像来帮助记忆枯燥的信息。

语言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：隐喻（Metaphorik）就是将抽象概念与具象画面相结合，以图像为载体，帮助我们记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运用形象化表达时，正是利用了大脑处理图像的高效方式，调动庞大的视觉存储空间，并通过联想将事实彼此关联。

在讨论过程中，有一个词始终若隐若现，那就是“记忆”。以我自己为例：我记不住数字，叫不出名字，也无法记住所谓的“事实”。我可以阅读、思考，但事后却一无所剩。而有些人却能轻松做到，并通过这种方式处理更多知识。我假设我们的智力水平相当——两者都能理解内容。但我处理完信息后，却完全想不起自己读过什么、思考过什么，甚至无法支撑这场对话。

那么，记忆在学习及其成果中，无论是潜在作用还是被激活后的效果，究竟有何意义？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区分：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，能否自主提取特定事实——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极具挑战。

其次，是否存储细节知识，则因人而异。有些人天生擅长深入细节，快速记忆大量事实，但代价往往是难以把握全局。

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试图从大量事实和信息中得出结论时——我们不妨这样形容：所谓“人们”这一概念——即我们试图从笼罩着知识的迷雾中提取精华，而无需在意那些隐藏在雾中的细节。然而，我们能从中得出的结论却可能极为睿智。这些结论确实源自我们所阅读的内容，并非随意臆测。因此，为了在头脑中把握所谓的“大局”，仅仅执着于事实反而可能成为障碍，因为事实往往会妨碍我们对整体结论的理解。

例如，拥有上位概念或抽象概念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思维方式。我们甚至可以有意识地利用这些概念，将零散的事实“挂靠”其上。或者假设您也有类似体验：在对话中，当对方提到某个关键词时，我们曾经阅读过的所有相关知识便会瞬间浮现，成为可调用的信息——我们能够引用、回应，从而证明自己所读的内容并未完全从脑海中消逝，而是在特定提示下得以重现。在这一点上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同样显著。

不过，从整体来看——包括我们的自传体记忆——有一点颇为令人不安：我们能否回忆起某些事情，往往取决于诸多偶然因素，而这种不确定性有时甚至令人心生恐惧。比如，某个三年、四年甚至十五年前的想法，可能仅仅因为闻到某种气味、听到某段音乐，就能唤起完整的生活片段，让人不禁疑惑：为什么我没有更频繁地回忆起这些？这实在耐人寻味。而您所描述的这类记忆，最大的欺骗性恰恰在于：记忆与回忆本身总是带有操纵性，且不断变化。我所能回忆起的自己或生活，可能与真实情况毫无关联。

那么，当我们将这一过程与学习联系起来——不仅仅是实用性的学习（如1+1=2），而是生活层面的学习——又会如何？对于一个三四十岁、五十岁的人来说，我本应能够信赖自己：“我这一生学到了很多，包括生活的真谛。”然而，当我试图回忆或基于记忆进行推理时（比如：“二十年前我就犯过这个错误”），浮现的故事却可能与当时的情境完全不符。这些错觉究竟是什么？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些错觉？比如，三天后我可能会回忆出与现在截然相反的内容，完全推翻此刻对您所说的话。

这团乱麻、这堆杂烩、这种自我欺骗究竟是什么？而当人们说“我学到了东西”时，这又意味着什么？我们需要稍微梳理一下您刚才所说的。一方面，我们的记忆确实会在每次回忆时发生变化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——当我们讲述一段记忆或思考它时——这段记忆会被重新存储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它可能（但不一定）发生改变。因此，您刚才描述的现象确实有其道理。我们所拥有的记忆——无论是事实记忆还是自传体记忆——在边缘地带可能变得模糊、易变，有点像维基百科页面，不断被改写。从进化角度来看，这也是合理的，因为对我们来说，重要的并非某个具体情境的具体记忆，而是我们上次经历这种情境时的感受。让我稍微岔开一下，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：假设我们在水源地看到过一次狮子——我们的死敌，于是我们会避开那个水源地。

但明智的做法是，偶尔再去查看一下狮子是否还在。比如，如果我们查看了十次，发现狮子不在了，记忆就会更新，认为这个水源地至少变得更安全了。不过，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：狮子并不会被彻底遗忘，而是被重新评估。

因此，我认为，我们对记忆的叙述并非虚构——并非与我们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前的经历完全脱节。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。如果记忆如此不可靠，总是不断重塑自我，那么它就不会成为帮助我们生存的记忆。正如进化生物学家辛普森曾说过的：“那只无法准确估计下一棵树有多远的猴子，也不会成为我们的祖先。”至少大体上要准确。我认为，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：我们并非完全无法依赖记忆，但在作证时，或与家人争论“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”时，不妨保持一份谦逊，质疑自己是否真的记得准确。也许可以再尝试验证一下，事情是否真的如此。

这一点确实成立，因为您说得完全正确：我们的记忆并不像 DVD 那样被存储，可以反复播放。每当我们回忆时，记忆都可能再次发生变化。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们还会不断用情感为记忆打上标记。您提到的学习中的成功体验，就是非常情感化的时刻，而不仅仅是认知层面的。与此同时，还存在我们称之为“潜意识”的东西。

或许，我们学到的大部分东西，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在学习。如果我没有察觉到自己正在学习，而这种学习又如此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，那么这种学习、这种处理过程又是什么？难道不是我们大部分的学习都是这样发生的吗？

完全正确，因为大脑正是一台庞大的模式识别机器，而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活动都基于此。大脑总是试图预测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以便提前准备反应。举个例子：我的运动项目——乒乓球。一位乒乓球职业选手并没有快到能对对手的快速来球做出即时反应，但他却能预判出球的大致方向，因为他能从对手的动作中提前洞察。这是一个典型的无意识模式识别过程。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询问对手“他是怎么做到的”或“他的正手特别厉害”来扰乱其节奏。由此可见，这些过程也可能出现失误。而这种模式识别过程正是学习过程的基础，因为我们能够根据特定的动作流程、情境，甚至视觉或听觉系统的输入，预测接下来的序列，或理解某个物体的含义。例如：我们经常能认出自己被遮挡的汽车——哪怕它被积雪覆盖、光线不佳，或被树叶遮挡。

我们还能识别出被其他物体遮挡的人，能够估算距离。所有这些能力，都是我们在生命过程中通过模式识别习得的，而其中大部分要么直接发生在大脑皮层的感知区域，要么甚至发生在大脑皮层之下，因此往往无法用语言描述。于是，我们说：我们拥有一个庞大的无意识储存库，包括程序性记忆，其规模远大于我们能用语言表达的有意识记忆。有时，我们甚至很难将这些无意识的内容转化为语言。

以开车为例：刚开始学车时，我们必须在脑海中逐步回顾每一个步骤——启动前先看后视镜，确认离合器位置，踩油门，再看侧镜，挂挡，最后转动钥匙。而如今，我们已将这一切变成了自动化的过程。这些原本需要有意识参与的步骤，如今已被转移到无意识层面，使我们能够在开车时专注于交通规则、其他车辆，甚至与乘客交谈。

学习语言也是同理：每一个单词、每一个词汇最初都是一个独立的过程。然后是令人头疼的语法，一切都需要反复思考，不断出错，再重新琢磨。比如现在，我们正用德语交流，但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一条平行的“纠错轨道”在旁提醒：“迈克尔是这么说的，现在你该用这个词，并这样组合。”——就像我刚才用开车的例子解释语言学习时提到的自动化过程。那么，这种自动化机制究竟是促进学习，还是阻碍学习呢？

因为，当我努力去正确思考语法、正确表达、找到合适的词汇时，这种努力也让我放慢了节奏——也许当时的表达质量比现在更高，而如今我与您交流的速度相对较快，且没有这种平行的意识（至少我自己没有察觉到）。那么，学习是否意味着始终保持一种自觉意识——“我尚未到达终点”？这种“我尚未到达”的自觉意识，是否正是学得更多、学得更好的先决条件？

从一方面来看，当涉及语言时，必须承认：我们的大脑拥有专门的语言区域，它们在进化过程中被塑造出来，用于处理语言，且功能极其强大。正是这些区域让我们能够在不刻意思考语法的情况下，处理复杂的句法结构。而外语则由大脑中与记忆相关的其他大型区域负责处理，因此我们在使用外语时会明显感到节奏变慢。例如，当我们在某个外语场景中已经习惯了错误的发音时……

实际上，这种情况下需要额叶（即大脑的意识控制区）介入一个已经开始形成习惯的过程。这既费力又耗时，因为它涉及神经回路的重新连接，而每一次突触连接都需要时间，也非常消耗精力，更需要我们调动意志力——而这些正是在习惯和惯例中无需动用的资源。因此，你说得对，这个过程既费力又会让人放慢节奏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还要强调：如果我们想实现特定的学习目标——无论是在学校、职业培训、大学学习还是体育运动中——都必须设定明确的目标。设定阶段性目标，并不断确认自己是否已达成这些目标，是否采用了正确的方法来实现它们。此时，向他人寻求建议往往大有裨益，比如经验丰富的学习者——在学校里可能是老师，有时也可能是导师或高年级学生——他们能够给出实用的建议。在职业培训中，则是培训师。在每一个阶段，都有人能为我们提供指导。

但最关键的一点，正如你所说：如果我们真的想在某件事上变得更好，那么仅仅靠盲目行动是无法实现的——比如每天慢跑20次，却总是重复同一条路线，从不思考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。外语学习也是同理。尤其在外语学习中，重要的不是一开始就立下“说一口流利外语”的宏大目标，而是先确保自己能在银行柜台应对自如，能在火车站顺利交流。当这些小目标实现后，再尝试聊聊天气。这些小小的阶段性目标之所以重要，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成就感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大脑明确：我何时达成了目标？我需要反馈来不断进步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我必须有犯错的勇气。

我必须清楚地认识到：大脑在学习新事物时会犯错，而大脑本身也总是在试图从错误中学习。然而，我们自己却常常倾向于回避错误情境，结果反而阻碍了学习——因为害怕犯错，我们甚至不敢迈出第一步，不敢开始学习。

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：当你说我们倾向于回避时，其实也是大脑在起作用，它会说：“嘿，你一方面想学习，但我——另一方面——在这个脑区里其实已经不太想继续了。”这不禁让我产生一个极为关键的疑问：一个人是否真的能决定“我不想再学习了”？

好在人无法做到这一点，因为他无法阻止自己思考，无法阻止自己积累经验。但这里想表达的是：在特定的教学单元中，一个人可能会拒绝继续学习新知识，以抵触既定的目标。或者以老年群体为例：面对新技术发明——从导航仪到智能手机再到平板电脑——有些人会说：“我们不想学，也不打算用。”这自然令人遗憾，因为这种态度源于一种误解，即认为自己无法掌握。我之所以用“我们”这个词，是因为某些事情实际上是在大脑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发生的，而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。

因为他人的期望会影响我们对自身的期许，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影响。比如，年龄刻板印象会告诉我们，某些事情在年纪大了就做不了；性别刻板印象则会限制我们对“女孩或男孩擅长什么”的认知。这些偏见确实会阻碍女孩、男孩，或如前例中的老年人，去尝试新事物，发挥自身的潜能。

既然您刚刚提到了进化论，这里不妨也提一个相关的问题：在学习过程中，人类常常抱有一种近乎“物种优越”的心态，认为唯独自己具备学习能力。但事实并非如此——所有动物都能学习。学习是动物生存的进化本能，就像睡眠一样。每种动物都有其独特的学习方式。

此外，还存在某些特定的记忆形式。比如自传体记忆或情景记忆，它让我们能够回忆起“何时、与谁、经历了什么”。至于动物是否也具备这种能力，目前尚无定论。不过，有研究表明：某些鸟类可能拥有这种记忆，而灵长类动物则尚未确定。当然，这在人类身上与语言能力密切相关，我们无法直接与动物对话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们的记忆中确实存在与情景、洞察力相关的特定区域，且这些能力在不同物种间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。但归根结底，学习与记忆是每个动物与生俱来的能力。

同时，有一个我们无可争议的话题：以“智力”这个概念为例。智力与学习、神经连接之间有何关联？这些既是神经生理过程，从简化角度看，也是正在发生的技术过程。智力的意义何在？我们为何需要它？又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在学习能力上的智力水平？

智力与大脑的运算速度密切相关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遗传因素影响——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也就是说，智力测试所衡量的，主要是我们能够在思维和感知的不同领域迅速生成多种解决方案，并快速判断哪种方案可能正确。这是智力的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则是：我们拥有良好的专注力，能够在特定情境下准确区分重要与不重要的信息。这同样构成了智力的内涵。

智力与记忆在这一点上有所不同：记忆可能只有20%源于天赋和先天因素，而80%则取决于我们的记忆能力，即学习的效率与速度。这又与我们已掌握的知识密切相关。

因此，在某一学科中勤奋完成家庭作业、积极思考的学生，最终可能会超越那些天赋异禀但学习懈怠的同学，因为前者能更轻松地将新知识融入已有的知识体系。此外，良好的记忆还体现在其他方面，这让我们意识到，智力与记忆必须区分开来，因为它们是人类的不同能力，且分别对应不同的大脑区域。智力在很大程度上受遗传因素影响，而记忆则更多取决于我们学习的方法以及已积累的知识量。这也再次强调了在能力导向的学习中，不能忽视知识本身也是一种能力。

那么，知识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何处？知识越丰富，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就越细腻，思考世界的方式就越深入，在世界中的行动也越精准，提出的问题也更具针对性。因此，知识——以记忆的形式——仍然是人类极为重要的特质，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，甚至可能超过智力本身。

您提到，学习过程中，成功时刻令人振奋：大脑分泌些许多巴胺，生活顿时变得美好。但另一方面，又有这样一句名言：“人从错误中学到的，比从成功中学到的更多。”这究竟是否属实，还是说这只是一本哲学著作的宣传噱头？不过，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句名言确实有其对应依据：那些愿意拥抱动态自我认知的人——即愿意通过错误来学习的人——往往能更高效地学习，更从容地应对挑战，并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更大的成功。

因此，这句名言不无道理。但它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人，因为许多人从求学阶段开始就被灌输了错误文化：一旦犯错，就意味着“我做不到”，应该避而远之。他们更倾向于只做自己天赋所长的事，错误则被视为洪水猛兽——这是我们从文化中习得的信息。因此，我们是否能将错误视为积极的挑战，还是将其视为应当回避的雷区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家庭和学校中的社会化过程。如果只选择做自己擅长的事，就意味着回避新的学习，因为新的学习必然伴随着错误。

此外，用新习惯覆盖旧习惯时，大脑内部会产生冲突，这种冲突往往无法通过语言解决，而需要大量重复才能逐步摆脱旧有的习惯和惯性。这过程艰辛而漫长，正如前文所述。有时甚至无法完全自主控制，由此可见，学习方式与我们如何看待错误密切相关：是否学会了与错误共处？您刚才的观点完全正确：人确实从错误中学习。

那么，是否存在一个学习阶段，根据迄今所有研究，人们对其完全没有记忆？这就是幼年失忆症：从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到三四岁，甚至五岁。学界普遍认为，在这些年岁中，个体的身份认同基础、情感结构、认知能力以及与学习和世界的关系都已奠定。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已经习得：比如，你需要进食，必须进食，如何生存下去？

这一阶段对人生的影响何在？在幼儿的生活中，生命本身被充分体验，却没有任何记忆留存。“我完全不记得了。您真的相信自己能回忆起那个时期吗？”通常，人们补充道：“都是父母告诉我的，比如‘你做得真棒，你很乐意接受’。”但这一阶段与学习和身份认同（即学习过程的结果）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？

是的，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，学习与记忆不能简单等同于自传体记忆。实际上，学习与记忆涵盖的范围要广泛得多。例如，儿童最迟在两到三岁时就已学会理解语言并表达自我。这种能力自然会伴随他们终生，也是他们在这一阶段习得的全新技能。他们建立情感依恋的能力同样在此阶段奠定，这同样是一种学习成果。正如您所暗示的：我们的部分气质与个性也在此阶段逐步形成。可以说，我们日后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在此打下基础，且这些都是通过学习获得的。

甚至有些影响会持续终生——比如，某样食物在两岁时让人感到不适，此后可能一生都不再碰它。这类经历会长期影响一个人的生活，尽管我们无法通过自传体记忆有意识地回溯这些细节。

这与大脑结构密切相关：负责将语言与记忆联系起来的脑区（包括名为海马体的区域）发育较为缓慢，且需通过庞大的“数据高速公路”与大脑皮层相连。而这些“数据高速公路”要到两至四岁才逐步形成，这或许正是我们缺乏语言相关早期记忆的原因。然而，毋庸置疑的是，构成我们日后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诸多特质，至少部分是在生命最初的几年里奠定的。

不过，我们也必须指出：人类的身份认同并非仅由某一阶段决定。早期童年固然重要（如您所言，甚至可能被过分强调），但青春期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——例如，额叶在这一阶段会经历全新的发育“工程”。此外，还有毕业、职业起步、组建家庭等其他重要阶段，它们同样塑造着我们的身份与个性。

因此，我们的个性并不只是三岁时或十二岁时的自己，而是我们一生中不断成为的那个人——持续变化，持续发展。同时，社会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。

在此，我也想将学习与不再学习的议题纳入讨论。无论是三岁还是十四岁，我们都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，并对外界影响做出反应。然而，最终塑造我们的，是教育——包括认知层面的熏陶、学校教育，以及道德、文化范畴的培养。这一切都是我们学习的内容，也是一种深刻的塑造。通常而言，这种塑造的力量甚至比青春期渴望挣脱束缚的冲动更为强大。

即便人们移居他国，他们依然会随身携带这份“包袱”。我们看到，在政治辩论中，这种“包袱”往往立即转化为文化或政治后果。那么，如何才能重新调整这些固有模式呢？以偏见的典型画面为例：假设我从小被灌输“戴眼镜的人普遍气味不好”——这虽是荒谬的偏见，却不无可能。甚至可能偶尔得到“验证”，因为并非所有戴眼镜的人气味都好或不好。那么，大脑如何通过学习才能摆脱这类偏见？

偏见本质上是大脑基于极为稀薄的信息密度进行的泛化推断，却由此得出影响深远的结论。正如您所言，偏见甚至能主导我们的感知，只愿看到符合预期的证据，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。由于我们对相反的信息视而不见，偏见便不断自我强化。

更棘手的是，当我们遭遇所谓的“认知失调”时——即眼前的现实与预期不符——我们往往难以应对。

解决之道或许在于反思：“我的预期是否有误？”或者干脆将其合理化：“比如在电子工程课上，女性表现得更擅长社交，这不也符合‘男女有别’的刻板印象吗？”我常在别人身上听到类似言论，并因此感到愤慨，却忽略了一个事实：每个人都有偏见，而我自己也应从自身偏见开始审视与修正。

偏见根深蒂固，往往难以用语言直接触及。唯一有效的途径是创造新的体验——比如旅行、接触多元经历，同时反思自身的行为与思维：“你为何会有这种想法？比如，你为何觉得眼前的情境不安全？是因为天黑？还是因为不认识的人？抑或你无法准确判断？又或者只是因为在电影里看到过，长成那样的人总是特别危险？”实际上，我们需要的是额叶的“发明”——它能够调控本能反应与惯性思维（偏见无非是后者的一种表现），通过有意识的过程加以纠正。

再稍作深入：以种族主义者或反犹仇恨为例。我们常说，教育与知识是应对这类政治问题的有效工具，尤其对年轻人而言。然而，在极右翼思潮中，教育程度或教育缺失并非决定性因素。对于这类基于情感的误判与偏见，情感本身才是关键所在。

那么，对于那些将情感信念视为知识、并通过带有偏见的视角看待世界而不断寻求自我验证的人，我们该启动怎样的学习过程呢？关键在于：只有学会对自身及世界进行反思性思考，才能免受偏见的侵蚀。这正是教育的核心意义——质疑所见所闻，同时审视自我。

但需警惕的是，不要将教育等同于完成既定的知识体系。仅仅读过六本德语文学作品或十二本历史书，并不意味着具备了反思性思维。教育的真谛始终在于质疑。而那些学会了质疑自身与人际关系、并能坦然面对自身可能存在的偏见的人，才是真正掌握了学习之道的人。

你可能学识渊博，却未曾习得这种能力——那又如何？这意味着你将面临真正的问题：你看不见自己的偏见，只能活在大脑虚构的世界里。我们总是选择性地感知世界的某些方面，而偏见便会因此愈发根深蒂固。正如之前提到的“戴眼镜者气味”例子：几次巧合的印证，便会强化这种偏见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知识本身带有不确定性。

我们必须懂得质疑事物，必须承认自身的局限，并理解世事鲜有简单之理。现在需要明确的是——这些都需要通过学习来掌握。反过来问：是否存在某些无法习得或学不会的东西？确实存在——不妨将思考比作千足虫。我刚才所言，意味着需要逐一审视每一个想法、每一次感知的真实内涵。但这样我们连开车都无法进行：红绿灯是否真的在那里？是否可能稍微偏左？骑行者是否真的行为不当，还是仅仅出于我的主观感受？这意味着，我们只能在特定时刻审视部分内容，而非事事都刨根问底。有时，明确的文化共识能提供帮助——社会普遍不接受的行为，便无需再三思量。例如在极右翼领域，若社会规则清晰，人们对某些行为（如种族主义言论）便不会深究。然而，当这些社会契约被打破——无论是通过用词、氛围，还是媒体报道的倾向性（某些新闻被刻意放大以影响认知）——社会共识便会瓦解。人们不再遵循公认的公平规则，反而频频越界，进一步固化偏见。于是，偏见不仅变得可见，更会体现在具体行动中，而民主的根基，也正系于此。

人们可以通过学习民主的运作方式、如何施加影响以及如何参与其中来掌握民主。我们在选举班级代表时就能看到这一点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学习模块。诚然，这种模块并不能深入持久地影响我们。是的，它是正确的，但许多文化成果——而我们的大脑始终对文化成果保持开放——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约定。我们的记忆有能力学习新知、体验新事物。然而，这自然也可能适得其反。

学校——本应是学习的理想场所，甚至是最佳场所？
它当然不是最佳的学习场所，但却是唯一一个我们能够学到那些不愿主动学习的内容的地方，也是唯一一个能够系统地向我们传授关于世界及其运行规律的地方。

万分感谢！无论如何，我今天确实学到了不少，也为此由衷感谢。愿我们都能不断学习，收获更多。